• 鞍钢车间里的“雷锋号”推土机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刘勇 光明日报通讯员 李青坡

      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的全景展台内,身着蓝色工装的“雷锋”正站在一辆巨大的黄色推土机上整装待发,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段热火朝天的岁月。

      1958年11月,雷锋为参与新中国工业建设,毅然报名来到鞍山钢铁公司,被分配到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成为一名推土机手。当时,车间内共有大、小两种型号的推土机,车间领导考虑到雷锋身材矮小,决定让他开小车。可是,雷锋却说:“开小车干活慢,我有十分力绝不使九分,这点儿困难我能克服。”于是,雷锋就驾驶了这台斯大林80号重型推土机。凭借着吃苦耐劳,善于动脑的工作态度,很快便扭转了同志们对他的印象。

    组合场景《爱岗敬业的推土机》

      在作业中,雷锋驾驶着推土机每天同煤打交道,常常弄得满身油污。可雷锋却依旧抢着检查加固零件,从不怕脏怕累。在操作时,由于个子小,坐在驾驶室内看不见前面的推土铲,站着开车又直不起腰,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雷锋只能猫着腰工作。一天下来,腰酸背疼,汗流浃背,但雷锋的脸上始终洋溢着阳光的笑容,从未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

      能够熟练驾驶推土机以后,雷锋发现,每当推土机出现故障时,找维修工人修理很耽误时间,车间生产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向修理工人学习维修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推土机的性能和一般故障的排除方法。这样,既节省了维修费用,又保证了生产效率。雷锋的这一行动在车间里产生了强烈反响,他的经验很快被推广起来。车间里的很多工人都成了既能操作又能维修的多面手。

      1960年,雷锋参军入伍。在鞍钢工作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里,雷锋与他使用的推土机一同,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屡获殊荣。1973年3月,为了铭记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中共鞍山市委授予这台推土机“雷锋号”荣誉称号。“雷锋号”也自此成为鞍钢人心中的“传家宝”,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职工,投身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1995年3月,为了更好地弘扬雷锋精神,鞍钢决定将“雷锋号”无偿捐赠给抚顺市雷锋纪念馆。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02日 05版)

  • 一面“复制”锦旗 几许治淮往事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马荣瑞

      在安徽蚌埠的淮河水利委员会治淮陈列馆里,悬挂着一面紫绒金丝绣锦旗,锦旗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几个金灿灿的大字,笔力遒健,气势如虹。

      治淮陈列馆讲解员江博君介绍,这面锦旗并非历史原物,而是聘请苏州工艺巧匠制作的复制品。这面“复制”的治淮文物不仅勾连起70年前那段如火如荼的治淮历史,也见证了新中国治淮思路与治淮机构的不断沿革。

    这面锦旗深情讲述着新中国治淮人的时代风采。图片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提供

      1951年,由邵力子任“代理团长”的中央治淮视察团一行32人代表毛泽东主席视察治淮工程。临行前,毛泽东亲自会见了邵力子,并嘱托他将绣有自己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4面锦旗,分别赠予治淮委员会以及河南、安徽、江苏3省的治淮机构。

      早在1950年3月,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在南京成立,随着政务院做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工程总局奉命迁往安徽蚌埠,随后,国家治淮委员会成立,蚌埠正式成为治淮“中枢”。

      因此,1951年5月3日,中央治淮视察团第一站就来到安徽蚌埠,邵力子亲手将两面锦旗,分别授予治淮委员会和皖北治淮指挥部。

      为配合毛泽东题词,《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央治淮视察团《告淮河流域同胞书》,“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迅速传遍了沿淮工地。据统计,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上堤民工达220万人,各地参与治淮的水利专家、工程师、大专院校学生超过13000人,淮委在水陆运输线上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伍,将20多亿斤的治淮物资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送上工地。

      随着新中国治淮工作不断深入,党中央的治淮思路与治淮机构也在不断调整。1958年7月,治淮委员会撤销,此后13年间,治淮工作由流域内苏、鲁、豫、皖四省分别负责,而那面锦旗也在人员与机构不断整合中不慎遗失。

      1971年,为加强治淮工程规划,特别是实施省际大型骨干工程,经国务院批准,治淮规划小组办公室(淮办)在蚌埠办公,此后,治淮委员会又在蚌埠恢复重建。1975年,为庆祝新中国治淮25周年,淮办聘请苏州工艺巧匠复制了那面承载着激情岁月的治淮锦旗。

      2010年10月18日,为纪念新中国治淮60周年,治淮陈列馆正式开馆,这面锦旗向来访者深情讲述新中国治淮人生生不息、开拓进取的时代风采。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23日 06版)

  • “雄赳赳,气昂昂”是如何唱响的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内,一张泛黄的稿纸引人注目,纸上苍劲有力的音符默默述说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音乐家周巍峙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谱曲的手稿。这首曾激励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英勇杀敌,唱响半个多世纪的战歌,又一次将我们带回到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1950年周巍峙为《志愿军战歌》谱曲的手稿。抗美援朝纪念馆提供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一师奉命第一批入朝作战。在志愿军入朝前夕的动员大会上,时任炮兵第1师26团5连指导员的麻扶摇被战士们高涨的热情感染,随即写下一首出征诗,在随后的营、连举行的誓师大会宣读,并将出征诗抄写在军中的黑板报上。此后,这首诗便在志愿军部队迅速流传开来。

      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在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位战士的谈话》一文中,引用了这首诗。1950年11月26日,该通讯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周巍峙读到了这首诗,被诗的豪迈气概和志愿军战士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感动,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仅仅半个小时,他就一鼓作气谱出了曲。

      歌词虽短,但周巍峙在创作时却进行了仔细的构思与推敲。为了展现出志愿军将士们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在“雄赳赳,气昂昂”与“保和平,卫祖国”四个小节上都没有用附点,进而表现出志愿军快速行军,赶赴前线的特点与昂扬向上、刚强坚毅的革命精神。后面两句“跨过鸭绿江”和“就是保家乡”在音调上有所展开,以显示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最后“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用坚定的节奏唱出,在强有力的高音上结束全曲,更显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誓死挫败顽敌的坚决意志和必胜信心。

      作品发表后不久,周巍峙接受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建议,将“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援朝”,用顿音唱出,显得更加坚定有力。195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为名,再次发表了这首歌曲。后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此歌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由此,“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在神州大地唱响。

      (光明日报记者刘勇 光明日报通讯员李青坡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22日 06版)

     

  • 装在木船上的汽车发动机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王晓樱

      今年元旦正式开放的解放海南登陆纪念馆内,展示着一台军绿色的汽车发动机,浓重的机油在它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印记。纪念馆解说员说,这是从当年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中使用的机帆船上卸下来的汽车发动机复制品,原件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

      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改装在木帆船上的汽车发动机(复制品)。光明日报记者 王晓樱摄/光明图片

      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征集足够的船只,是取得渡海登陆作战胜利的关键。没有足够的船只,不仅无法渡海,也不能进行海练。国民党为防止我军渡海,在往海南岛撤逃时,将雷州半岛能渡海的船大部劫走或烧毁,筹集船只成了当时最紧迫最艰巨的任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共征集到了木船两千多只。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军舰,解放军把近一百艘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把机帆船用作护航炮艇队。第40军在总结海南岛登陆作战时,指出“为确保指挥、交通和加强护航火力,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用汽车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改装成70余只机帆船,在渡海作战中起了很大作用”。

      原北京军区政委,解放海南岛战役时任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2010年4月27日在纪念海南解放60周年报告会上说,为什么要搞机帆船呢?木船加上发动机,那不快嘛?没有风也可以跑。机帆船分三种用法:一个是通讯,在海上和各个部队运动联络;一个是各级指挥船;还有一个就是改装成土炮艇。木帆船它是个运输工具,它不是个战斗工具,加上炮它就是个武器船,是个战舰。刘振华回忆,当时专门搞了一个造船厂,组织一批技术人员,把缴获国民党军的六轮大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安到船上。刘振华说,除此之外,当时解放军还改装了一种土炮艇,土炮艇装的炮主要是五七战防炮、五七高射炮,都是直射火炮,可以直接打兵舰。正是有了这些船,才打得敌舰掉头逃跑,击伤敌舰队司令王恩华,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木船打败军舰的海战奇迹。

      “解放战争中,战士们从北到南,一路上缴获了不少国民党部队的武器装备。其中就有当年美国的吉姆西汽车和道奇汽车公司生产的T234卡车。目前收藏在军事博物馆中的这台发动机,是战争胜利后在海南岛发现的。研究人员推断,它应该就是道奇汽车公司生产的,很有可能是从T234中型卡车上卸下来的。”海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贾世杰说。

      一台小小的汽车发动机犹如一个缩影,既折射出人民军队的无穷智慧,更展示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战士攻坚克难、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22日 05版)


  • 礼炮齐鸣 庆新中国诞生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礼炮轰鸣,庆祝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此站立起来。

      70多年后的今天,走进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厅,礼炮作为开国大典的重要见证物,向观众默默讲述着那段历史。

    开国大典上使用过的礼炮。国家博物馆供图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鸣放礼炮,但当时并没有专用礼炮。8月中旬,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传达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决定从张家口等地调来老式山炮,来源主要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及山西兵工厂仿日本山炮制造的三六式山炮。同时,从各炮兵部队选调军政素质好的排、连、营干部和战斗英雄,组建礼炮团。

      筹备过程中,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礼炮团将108门礼炮分为两组,54门参加典礼,另外54门备用,并对每一门炮和每一发炮弹都进行了严格检查和擦拭,对底火部位检查更加细致。礼炮炮弹是专门制造的,没有弹头,由木屑压制的圆柱体堵住药筒,鸣放时后坐力较小。

      为了完成在开国大典上鸣放礼炮的光荣任务,华北特种兵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从各炮兵单位抽调了优秀的指战员和一百余门火炮,集中至北京先农坛进行专门训练。

      经过计算,开国大典时,从毛主席按动电钮升国旗到升旗完毕,共计2分5秒,所以28响礼炮必须在2分5秒内放完。也就是每门炮要在每4秒半齐放一次,因此每个炮位三名炮手要在3秒钟内完成退弹壳、取炮弹、装填和发射四个动作。为了练好这四个动作,在北京三个最炎热的月份,上百名炮手头顶烈日,膝跪黄土,紧张操练。四个看似简单的动作每天重复上万次,单是跪地和后脚支撑的动作就把马靴给磨穿了,炮手的手指被炮闩等夹伤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没有人有过半句怨言。

      开国大典当天,礼炮被整齐地安放在东三座门内(即现在公安部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之间的位置),炮口面对墙体。下午3时,开国大典仪式正式举行,54门礼炮齐鸣。

      开国大典为什么要选择54门礼炮鸣28响呢?据原礼炮队负责人回忆:“毛主席说28响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了28年。”而决定用54门礼炮的原因一度众说纷纭,但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它代表着当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单位(45个单位加9个方面的特邀人士),以此象征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

      开国大典后,这批礼炮又被多次使用,后经7312厂改造,存于北京某炮库。1987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为筹备“近代中国”陈列,多方联系相关部队和单位,终于在1988年9月将其征集入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9日 06版)

  • 沈钧儒书桌上的小国旗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浙江嘉兴,沈钧儒纪念馆内陈列着一面小国旗,它曾经一直摆放在沈钧儒的书桌上,是他珍贵的物件。

    南湖革命纪念馆供图

      这面小国旗由一块纵21.5厘米、横13.5厘米的长方形红色棉布制成,右上角用黄色布头缝制成新中国国旗的图案,因为年代久远,可以看到小国旗上有点点斑驳,以及几处细小的蛀洞。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后,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来到解放区。沈钧儒作为首批北上的代表,积极投身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在会上发言,并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沈钧儒其实并未直接参与国旗、国徽等拟定工作,但他将此事一直记挂在心上。为此,在1949年7月初,沈钧儒特地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从北平寄到上海,请当时从事美术工作的三儿子沈叔羊提一些意见。

      国旗的方案最终确定为“复字第32号”五星红旗图案,沈钧儒非常喜欢这个象征着团结的图案,回家后便请家人帮他制作了这面小国旗,并一直悬挂在自己书桌案头的小旗杆上。据了解,这面小国旗在沈钧儒的案头悬挂了15年,直到他逝世后才被取下。

      (光明日报记者李睿宸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9日 05版)

  • 狱中绣红旗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狱中绣红旗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马奇柯

      在重庆歌乐山脚下“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白公馆看守所平二室至今仍陈列着一面狱中革命者用绣花被面制作的“五星红旗”(右图),记录了狱中革命者的爱国之情。

    资料图片

      1949年10月7日,关押在白公馆平二室的罗广斌放风时从难友黄显声将军那里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当他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同室的难友后,大家兴奋不已、热泪盈眶,互相紧紧拥抱,激动地耳语欢呼:“新中国成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此时的他们是多么高兴啊!因为他们浴血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新中国。而今,梦想已经变成现实。

      夜已深了,革命者们都为新中国的成立激动得不能入睡。他们围坐在一起,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和式样。眼见这热烈的情景,罗广斌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罗广斌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他把自己被捕入狱带进来的红色绣花被面拿出来,把绣花拆掉。然后,用黄色的草纸做成五角星。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五颗星应贴在哪里、按照什么图形摆放。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把大的五角星贴在中间,四个小五角星贴在其周围成一个圈,象征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红旗做好后,大家高兴地吟诵道:“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随后把牢房墙角边的地板撬起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下,准备等到重庆解放那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后来,参加制作红旗的陈然、刘国鋕、王朴、丁地平在大屠杀中牺牲,只有罗广斌和毛晓初等侥幸脱险。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再次回到白公馆平二室牢房,找到了藏在地板下的红旗。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8日 06版)

  • 一张老报纸,见证南下干部的苦难辉煌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耿建扩 光明日报通讯员 李艳辉

      今年88岁的路福贵老人保存着一张珍贵的《冀东日报》——出版于1949年5月21日的中共冀东区党委机关报(总1068期)。报纸只有两版,不仅在头版刊载了《上海前线我军进入浦东区歼敌万余》等消息,还在二版公布了冀东南下干部总队新招收的177名队员名单,路福贵的名字赫然在列。

    冀东日报路福贵供图

      “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百万雄师下江南,冲锋陷阵追歼穷寇’和‘数十万干部紧随其后,全面接管,建立政权’的那段历史。”穿越时空72年,每当路福贵抚摸起这张塑封的报纸,自己参加冀东解放区南下干部工作团的记忆便浮上心头。

      路福贵出生于唐山市丰润区。1949年5月,当获知祖国号召干部南下,要为共和国大厦清基打夯的消息时,他刚刚16岁,就读于省立唐山中学(现唐山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为了奉献自己的力量,路福贵几乎是第一个报名南下的学生,在他的带动下,同班同学果荫常、董吉臣、齐树光也踊跃报名。

      后来,路福贵得知,当年根据中央指示,冀东区党委共抽调3410人,组成了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后分赴湖南和广西)。

      从唐山到湖南邵阳,路福贵所在的南下干部队伍累计行程2500余公里,历时135天。一路上,解放军在前冲锋陷阵,南下干部紧跟其后。其间,天上有敌机骚扰,地下有散兵匪特横行。加之当地空气潮湿、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南下干部们备尝艰辛。相比南下途中的恶劣条件,南下干部在充满战火硝烟的地方接管建政、剿匪安民、征粮支前、减租反霸等工作更为艰辛。

      路福贵至今清楚地记得,他的好友崔葆成(河北丰润人)南下后在隆回县一区担任支前干事。为了完成征粮任务,他自告奋勇深入匪首盘踞的滩头乡开展征粮工作,于1949年10月24日被匪徒杀害;好友阎振远(河北滦县人)南下在武冈县二区政府,他率队深入寥清乡剿匪征粮时被100多名匪徒包围,为掩护群众,他身中20余刀,肢体破碎,胃里流出来的都是红薯芥菜,没有一粒米饭……当年,反动地主组织“黑杀队”多次开会密谋:“悬赏光洋100元,要小北方佬路福贵的人头。”就在敌人暴动前夜,南下干部接群众及时举报,迅速采取行动,端了“黑杀队”的老窝,路福贵才幸免于难。

      经过艰苦斗争,全区新老干部牺牲40余位,邵阳地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歼灭了反动土匪武装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2000余支,迫击炮26门,从根本上肃清了匪患,建立了人民政权。

      路福贵说,这张72年前的《冀东日报》在1976年前一直由父亲珍藏,经历了十年动乱和唐山大地震依然保存完好。传到自己手里后,成为路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历史的烟云冉冉远去,报纸已成为“听党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一个载体,激励着更多的人奋勇向前,为国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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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8日 05版)

  • 烽火中,那一封绝笔家书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刘已粲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渡江胜利纪念馆馆藏文物中,有一封珍贵的家书。七页信笺纸上,满是墨水书写出的娟秀字迹,落款名为陶迅。

      陶迅,原名李鼎香,“陶”是他深爱的病故母亲的姓氏,“迅”则取自他最崇拜的作家鲁迅。渡江战役时,陶迅任第三野战军第24军《火线报》战地记者。

      1949年4月17日,渡江战役发起前夕,陶迅接到家中来信,花了2天时间写下了这封给父亲的3000多字长信。

    陶迅烈士家书。渡江胜利纪念馆提供

      在这封信中,陶迅述说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我党是有史以来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政党,是最公正无私的。他的革命目的是为了世界上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做。参加共产党都是最优秀的人,至少他要打算不顾私人利益为大众服务。我过去在家中有饭吃、有书读,为什么要参加革命自找危险、自找辛苦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已看出了共产党是人类最合理的一种党派。我是读书明理的人,如果共产党不好,我也不会冒了许多危险、吃了多少辛苦,参加革命事业。”

      谈到革命部队时,他这样写道:“共产党在二十多年以前,还只有几十人,在日本鬼子投降以后,还只有几十万人,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国民党有飞机、有大炮,有强大的、富有的美国帮助。为什么他还打不过我们呢?为什么他还被我们消灭了300多万部队呢?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共产党有天兵神将,仅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受到人民的拥护。父亲,您现在已有两个儿子参加了这种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事业,这不值得您引以为慰吗?”

      在信中,他还提到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共产党部队的士兵打起仗来像老虎,对待老百姓却像是儿女见了父母。我们部队驻到一个地方,士兵帮助老百姓耕田、挑水、担粪,那是最普遍的事情,至于打骂老百姓则绝对不允许。”

      不幸的是,信件寄出三天后的深夜,陶迅乘一条渡船随部队第二梯队从北岸过长江,当船在江南安徽铜陵附近渡口靠岸时,敌人埋下的地雷被不慎踩响,多名同志被炸伤,伤势最重的陶迅腹内大出血。

      22日拂晓,陶迅的入党介绍人李干赶来看望。躺在担架上的陶迅奄奄一息,用尽全力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递给李干,“给你留个纪念吧!”

      疼痛毫不留情地折磨着他,大滴大滴的汗珠从陶迅的额头滚落。他一面咬牙强忍着,一面还不忘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问李干:“我能不能算完成任务?”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把我的一切交给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陶迅向李干嘱咐,“我口袋里的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当天上午11时45分,大量鲜血从陶迅的口腔和鼻腔中猛烈地喷出,不久,这位24岁的英雄壮烈牺牲。

      三年没见儿子,陶迅的父亲李吉阶接到家书喜不自禁,可随之而来的,是噩耗,喜悦未尽,悲从天降。

      在家书的结尾,道尽家国情怀,陶迅不忘宽慰父亲:“写了许多,唯一的目的只是希望父亲看开一点、心身愉快一点,不要为儿女们过分挂念,以后在新社会里,儿女们更不会堕落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0日 06版)

  • 双清别墅是怎样恢复原貌的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香山双清别墅是毛泽东同志在香山时期的办公居住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非常牵挂这里,多次指示“应该恢复毛主席住过的双清别墅”,并深情地说:“要记住这个地方。”

      据记载,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里派人把双清别墅修复的照片送来时,已在病榻上的周总理一张一张认真地审阅照片,一边看一边说:“修复得不错,应及早把毛主席当年使用过的东西陈列上,让群众参观。”

    秋日的香山双清别墅全貌 北京市香山公园管理处提供

      正是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双清别墅得以重新修缮和布展,对公众开放。

      2019年,香山公园进一步开放了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八处办公居住地,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的原貌。此次八处革命旧址的修缮工作,历时9个半月,修缮建筑达3600平方米(含双清别墅),修缮院落达18000余平方米。

      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修缮和布展的原则是,尊重史实、修旧如旧,原貌恢复、原状陈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修复的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就是缺少建筑的详细图纸,老工匠、专家和工作人员们在动工前半年就开始搜集资料,查阅了大量的历史照片,收集1949年香山老照片100余幅,再加上曾经收集过的史籍档案,并邀请当年的工作人员或领导人后代回忆当年情况,从字里行间找寻建筑的样式和格局。

      从每一张老照片中挖掘窗户的形状、大门的朝向等细节,从访谈的内容中核对每一点蛛丝马迹,经过无数次的实地踏勘、集中讨论,才最终完成历史原貌的恢复。

      2019年4月,展览展陈布置工作正式开始。在83个单元、1处主题展览、9495件展品的展览展陈中,大到办公桌、沙发、吉普车,小到一根铅笔、一盒火柴等,每一件都经过反复斟酌、比对。

      比如,毛主席卧室床头的铜台灯,是红色摄影师侯波、徐肖冰夫妇将家中铜台灯捐赠出来的。据他们回忆,毛主席当时使用的铜台灯与他们家中现存的一模一样。还有的展品是专门定做的,比如铅笔、橡皮、火柴盒等,都是根据史料进行考证,对铅笔、橡皮的品牌,火柴盒上印制的文字等内容进行反复论证后复制的。

      还有一定数量的展品,购置的是1949年同时期的物品,比如,为征集到毛主席在西苑机场阅兵时乘坐的同款吉普车,专家们远赴云南瑞丽从一位收藏家手中购得此车,并对照历史照片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改装、喷绘,最终呈现出这件展品。

      (光明日报记者 董城 光明日报通讯员 绪银平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0日 05版)

  • 一封“劝降信”与天津武装解放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天津博物馆,有一封写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用笺”上的特殊信件。这是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写给天津国民党守军指挥官陈长捷、林伟俦和刘云瀚的信。在信中,林罗二人希望他们效仿长春郑洞国将军,命令天津守军放下武器,并派代表与我军商谈天津和平解放事宜。

      世人皆知,在平津战役中,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天津是武装解放的。但在天津解放前夕,我军也曾为和平解放天津作出过巨大努力。1949年1月上旬,我军在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后,为使这座大城市免遭战火破坏,以利恢复生产,林彪、罗荣桓向陈长捷等写信,以期天津和平解放。

      由于陈长捷等人的拖延,致使天津和谈的大门被关闭。1月14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下达立即攻取天津的命令。战斗开始后,人民解放军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仅用29小时就攻克了天津,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等人悉数被俘。天津的武装解放,给傅作义造成了极大压力,他最终下定决心同我军签订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李果供稿)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9日 06版)

  • 小村庄的四合院与辽沈战役指挥中枢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辽宁锦州西北约18公里处,有一座名叫牤牛屯的小村庄。村西有一个内有5间平房的四合院,它曾是辽沈战役的指挥中枢——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9月30日,为便于指挥锦州前线作战,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双城出发开赴锦州前线。在机动过程中,毛泽东主席曾来电询问指挥所的位置,要求东北野战军指挥所迅速靠近锦州前线,部署攻克锦州。10月5日,野战军机关进驻牤牛屯,并选定该村一座四合院作为前线指挥所。东北野战军机关到达牤牛屯后,立即向中央报告了指挥所的位置。次日,毛主席回电: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攻城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前线指挥所进驻牤牛屯,符合毛主席“不远又不近”的部署要求:此村在锦州西北,避开了进攻锦州的主火力区正北方向,既便于指挥作战,又能确保安全,并且,该村位于翠岩山脚下,依傍着公路,如有意外,向东可到公路机动撤离,向西可至山内隐蔽。

      在牤牛屯,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指挥部队成功攻克锦州,组织了黑山阻击战、大虎山战役,歼灭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解放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最终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移出牤牛屯。在经过短暂休整后,东北野战军即进军关内,会同华北部队进行平津战役。

      (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李果供稿)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9日 06版)

  • 一只小木箱的不平凡经历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陈元秋 耿建扩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刘少奇的办公室里,陈列着一只普普通通的白茬小木箱。箱长84厘米,宽47厘米,高63厘米。箱子上面有刘少奇同志亲笔书写的“奇字第三号”5个毛笔字。小木箱来源于延安那段难忘的岁月。当时办公条件十分艰苦,刘少奇同志许多重要文稿和书籍无处存放,为此他请木匠做了这个小木箱。从此,这个小木箱成为了主人身边不可少的用品之一。

    刘少奇同志用过的小木箱  图片由西柏坡纪念馆提供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到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转移,这个装有许多重要稿件和书籍的文件箱也伴随主人开始了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行军。转战途中,它既是刘少奇同志的文件箱,又是刘少奇同志的办公桌,行军打仗累了还可以靠着它歇一歇。同年5月初,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住在了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小木箱被安放在刘少奇同志办公室。

      当时正值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前夕,刘少奇同志在安顿好中央工委机关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会议筹备工作之中。白天,他带病下乡调查研究;晚上,在微弱的油灯下彻夜不息地工作。经过精心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西柏坡召开,会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向全国公布。从此,存放《中国土地法大纲》成为小木箱的又一光荣任务。1949年3月,小木箱随同主人一同来到北京,继续为主人服务。

      1980年6月20日,王光美同志亲手将由保姆赵淑君保存的这个箱子赠送给了西柏坡纪念馆。它安然地摆放在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它不平凡的经历和珍贵的历史价值。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9日 05版)

  • 一则体现共产党人为民情怀的通知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陈元秋 耿建扩

      在西柏坡纪念馆,收藏着一则体现共产党人为民情怀的通知,它就是《关于转移中处理房子家具规定的通知(转字第二号)》。

      《关于转移中处理房子家具规定的通知(转字第二号)》  图片由西柏坡纪念馆提供

      1949年2月初,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即将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为了做好从农村搬到大城市这样一项重大转移工作,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在转移工作中,比较难处理的就是房子的问题。为了完成好房子家具等相关事项的交接工作,3月27日,转移委员会和华北解放区四专署及平山建屏县政府人员商议后,发出《关于转移中处理房子家具规定的通知(转字第二号)》。

      这则只有几百字的通知对处理房子家具作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比如房子问题,要求借用及新建的房子,一律交县政府转村政府,以村为单位处理。小修的房子交给原房东;新修或大修的房子,除适当给房东地东一部分和留一部分公用外,应进行调剂,分给无房或少房的贫苦的农民;墙炕被拆、毛圊猪圈被填的群众,在调剂房屋时应予以照顾,或用其他用具补偿;家具用具问题,要求向群众借用的家具用具,必须按数交还,取回原有借据。如有损坏可以拿自己置的其他家具用具赔偿,但其价值应较原有的家具用具稍许高一点。并要求在移交房子、处理家具等工作完成后,工作组再进行探访,务必做到一切问题都解决妥当,取得政府证明信向转移委员会汇报之后,才能撤离驻村。

      即将踏上“赶考”路,党中央在处理房子家具等工作中首先考虑的是让人民群众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也是共产党人为民情怀的深刻体现。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9日 05版)

  • 一把茶壶折射革命作风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安徽省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属于刘邓大军的珍贵革命文物,那是一把邓小平在金寨使用过的瓷茶壶。茶壶本身并不起眼,与当时农家所用无异,却同邓小平只有一张床铺、一个柜子、一副桌椅的卧室一道,成为刘邓大军艰苦朴素作风的缩影之一。

    邓小平同志在挺进大别山时期使用的茶壶。资料图片

      挺进大别山后,邓小平就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两条打算:一是多打胜仗;二是严守群众纪律,“这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我军)的先决条件”“一切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为落实纪律,刘邓二人为挺进大别山的部队“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刘邓大军与大别山群众留下了一段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传颂至今。

      (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胡遵远、李燕、李泽波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8日 06版)

  • “实事求是”的石刻记忆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李睿宸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校园里,陈放着一块刻有校训“实事求是”的花岗岩。我们党的最高学府与其校训的不解之缘,要从延安革命纪念馆馆藏的4块石刻说起。

    图片由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的这4块石刻,上面的字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中央党校大礼堂亲自书写的题词。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张艳说,1947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志为了避免石刻遭到破坏,便在离开前将石刻埋入地下。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在原中央党校建校,从地下挖出了这4块石刻,并将其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保管。如今,这4块石刻静静矗立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们诉说着这段往事。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5日 06版)

  • 这把鲁艺自制的小提琴,演奏了《白毛女》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 光明日报通讯员 王建平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小提琴,琴体总长60厘米,宽21厘米,厚10厘米,琴弓长80厘米。它已问世70多年,是目前存留的唯一一件延安鲁艺人自制的乐器。

      延安文艺纪念馆讲解员雷明娟将这把小提琴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1940年冬,大提琴家张贞黻经周恩来介绍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由于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十分稀缺,张贞黻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从重庆到延安的时候,他就随身携带着制作工具和一本英文版的乐器制作书。到延安后,他专门写信给党中央提出自制乐器的建议,毛主席特地请他吃饭,非常赞同他的想法。”不久,在负责工业部门的李强同志协助下,延安乐器厂在延安桥儿沟的窑洞里开办了,由张贞黻任厂长,成员大多为鲁艺学员。在延安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张贞黻用本地核桃木做背板,用红松木做面板,制作了许多乐器,供延安的文艺团体学习、排练和演出使用。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王卓回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小提琴,老师就是张贞黻。但是苦于没有乐器,就求助于戏音部主任吕骥。吕骥给当时在美军观察组帮忙工作的美术系版画家古元写信,请他在美军驻地的食品、物品包装箱里找到了适合做提琴的松木板和硬木板材料。后经张贞黻细细打磨,终于做成了一把精美的小提琴。古元看到这把自制的小提琴后赞叹不已,便在琴把上刻下“鲁艺自制”四个字。从此,这把小提琴就由王卓学习使用。1946年重庆谈判后,为贯彻停止国共双方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军事三人小组抵达延安,在党中央举办的欢迎晚会上,王卓就用这把小提琴演奏了《白毛女》片段“扎红头绳”。

      解放战争时期,王卓带着这把小提琴跟随“鲁艺赴东北文艺工作团”到达了东北。1946年,在东北解放战争前线演出时,这把小提琴的琴把被压断,原来“鲁艺自制”的标记也很遗憾没能保存下来。1952年,王卓带着小提琴奔赴朝鲜战场,为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演奏。新中国成立后,王卓成长为国家一级作曲,被周恩来誉为“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

      雷明娟非常惋惜地说:“张贞黻在延安时期就患上严重的肺病,由于延安落后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没能治愈。1948年,在解放战争途中,不幸病逝于石家庄,年仅43岁。”

      2012年7月28日,84岁的王卓老人特地回到延安,捐出了这把小提琴。如今,这把小提琴陈列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它见证了延安鲁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见证了延安鲁艺艺术教育的光辉历史,也见证了两位音乐家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5日 05版)

  • “N4A”臂章是如何设计的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苏雁 光明日报通讯员 潘麟之

      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内,陈列了一件粗布缝制的臂章(右图),长8.5厘米、宽6.5厘米,正面印有“N4A”,背面有“陆军新编第四军、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等字样。

    资料图片

      从1937年10月组建到1947年1月撤销番号,新四军历经10年,使用过多种臂章标志,其中佩戴时间最长、国内外影响最大的,就是由庄五洲、许幸之等人设计的“N4A”臂章。

      臂章主要设计者之一庄五洲,于1914年7月生于台湾高雄。15岁那年,他跟随父亲回到祖籍福建泉州,进入厦门美术专业学校就读,毕业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为了推动华中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1940年秋,刘少奇、陈毅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办一所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那样培养文化艺术人才的学校。庄五洲从上海来到盐城,在由刘少奇兼任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美术系担任教授。

      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随着队伍不断扩大,需要有一个统一全军的标志,时任鲁艺分院美术系教授的庄五洲和许幸之等人,承担起了设计臂章这一任务。

      不久,庄五洲和同事们以原有的臂章为蓝本,设计了一种外方内圆、蓝白相间、椭圆形的图案,中央写有“N4A”。蓝色表示蓝天,椭圆形中的白色象征光明,寓意中华民族前途无量,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N”是英文“New”(新)的首字母,“4”是新四军的建制代号,“A”是英文“Army”(军队)的首字母。

      图样经庄五洲画出正稿后,其线条简洁流畅,视觉醒目有力,很快得到了陈毅的赞赏。样稿通过后,臂章用石版印刷,在全军指战员中发放佩戴,并一直沿用到1946年。“N4A”臂章,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产物,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其设计者也永载青史。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4日 06版)

  • 一盏油灯照亮四代人的传承路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李建斌 光明日报通讯员 伏沼竹

      山西省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馆里,摆着一盏特殊的灯——抗日名将范子侠使用过的油灯(右图),充满锈迹的底座和顶盖昭示着岁月的印记。

      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打响,129师新10旅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率领新10旅28团、30团负责阳泉车站及阳泉至寿阳间的铁路破袭任务。

    图片由山西省阳泉市新闻中心提供

      智取攻克狼峪火车站后,趁队伍士气正盛,范子侠又亲自率领队伍,开始强攻草帽山。虽遭遇敌军毒气攻击,但靠着灵活机动的战术,还是将敌人碉堡、炮楼全部摧毁,实现了拿下狼峪碉堡的既定目标,为正太路破击扫除了障碍。

      提起对父亲范子侠的印象时,作为儿子的范国光是陌生的。他只能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拼凑成一个模糊的形象:父亲是个抗战英雄。

      1939年,范国光5岁时,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亲。“只记得他抱了抱我,到现在,印象很模糊。”范国光说。

      这也是父子俩唯一一次见面。

      1942年2月12日,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春季“大扫荡”,范子侠在掩护党政军机关转移时,中弹牺牲,年仅34岁。

      1951年的一天,16岁的范国光从山东纪念烈士建筑委员会文件里看到一份烈士名单,其中就有范子侠的名字。那一刻他眼含泪花,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弄清楚父亲的经历,去追寻父亲的足迹。

      为了寻找父亲生活、战斗和牺牲的地方,几十年来,他一直奔波在山东、江苏、河北、山西等地。如今,关于父亲范子侠所有的资料信息,几乎都是范国光和女儿范蔚用腿跑出来的。

      在范蔚心里,爷爷是一个传奇英雄,而父亲用一辈子搜寻爷爷的人生,也是一个传奇。

      2009年,范蔚和丈夫王文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故土,把户口迁到爷爷牺牲的河北沙河。此后,范蔚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踏访爷爷生前的足迹,记录百姓口传爷爷的抗战故事上。周边县市西部山区,大小烈士纪念馆,她都仔细搜寻,多年来从未间断。

      2020年,范蔚将爷爷使用过的油灯捐赠给百团大战纪念馆。

      事实上,这已不是她第一次来阳泉了。

      2016年,她便与父亲来到阳泉,向民间抗战历史研究者赠送了3000多字的珍贵史料。在这里,她走遍爷爷范子侠战斗过的桑掌桥、坡头车站、测石车站等地,并到百团大战纪念碑、纪念馆、南沟村草帽山抗战遗址祭拜先烈……

      范国光说:“我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把父亲的足迹走遍,作为儿子,我想了解他为真理和正义奋斗的一生,也算是尽孝了。”

      范蔚说:“家风作为一种无形力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全家,我们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我们有义务将爷爷的精神延续传承下去。”如今,范蔚的90后女儿也来到了阳泉工作。

      万千油灯的汇聚,照亮了革命前行的路,也照亮革命精神的传承之路,指引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断前行,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4日 05版)

  • 一条军毯见证的荣耀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杨珏 光明日报通讯员 伏沼竹

      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白崖台乡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里,一条军用毛毯静静地躺在展柜里。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军毯前,不少观众驻足,聆听着讲解员讲述这条军毯背后的故事。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内陈列的八路军115师686团副团长杨勇使用过的日军军毯。图片由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提供

      这条军毯的主人叫杨勇。1937年,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在灵丘县白崖台乡乔沟一线峡谷公路中打响,其中最惨烈的一战在白崖台村老爷庙展开。战斗中,115师686团副团长杨勇带领战士们在老爷庙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肉搏,刀、枪、拳、牙都成了武器。尽管已夺得阵地,但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不断向老爷庙发起反扑,杨勇和营长邓克明先后负伤。

      最终,八路军取得了全面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大捷。“平型关大捷,创造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李彪说。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论武器装备、硬件条件等,八路军和日军都是无法相比的,衣服、武器等军需物资都是靠打了胜仗补充的。在缴获的日军战利品中,有1000多条军毯。经师领导决定,凡是在后方医院疗伤的伤病员每人一条军毯,负伤的杨勇也分得一条。

      就这样,这条土黄色的军毯陪伴杨勇整整15年,和他一起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这条军毯是平型关大捷的战利品,今天我把它交给你,送给灵丘人民。”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凯旋时,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上将把这条军毯交给灵丘籍的司令部机要参谋武锦同志,深情地对他说:“八路军在平型关的胜利来之不易,不少同志流血牺牲,灵丘的群众为部队带路,运送伤员,搬运物资,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请你回去替我问候灵丘的老乡们。”

      如今,杨勇将军的这条军毯被整齐地摆放在纪念馆的展柜里。而杨勇将军在把军毯交给武锦同志时的一番话语,更是军民鱼水情深的长久见证。

      “在八路军进入灵丘县之前,县里连年战乱,老百姓一听说有部队要来,都害怕得躲到山里去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毛春桃谈到当年的情形时说,“进入村里,战士们宁愿在外面席地而坐,也不愿意去打扰老乡们;即使在老乡家居住,也热心地帮助他们碾米、磨面等,用了老乡东西要给钱……”

      “八路军的好作风改变了老乡们对军队的看法,正因为这样,平型关战斗打响后,动员老乡支前工作十分顺利。老乡们为部队带路、运送粮食和物资、抬担架运送伤员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毛春桃说。

      一条军毯,不仅见证了当年的平型关大捷,更在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激发起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历史、奋发图强的爱国情怀。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3日 05版)

  • 记录延安的永恒瞬间——三代珍藏一部老相机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 光明日报通讯员 王建平

      2019年新年前夕,一部老相机时隔70多年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由一位名叫杜群的96岁老人捐赠给延安鲁艺文化园区。这部照相机曾经注视过70多年前延安的山山水水,包括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生动场面,记录下了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留下无数抗日军民的身影,它定格的历史瞬间和自身的故事融入了新中国70年的国家记忆。

    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摄/光明图片

      这部照相机最初的主人是中国摄影大师吴印咸。1938年,延安电影团成立,但极度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摄影器材。同年,吴印咸应邀赴延安拍摄一部反映延安与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生产生活的纪录片,动身前吴印咸倾其所有购买了三部二手照相机:一部120相机、两部135相机,这三部相机成为电影团在延安时期的主要摄影器材。

      初到延安的吴印咸用他手头的135照相机定格了不少精彩瞬间。尽管生活很艰苦,但吴印咸被当时延安朴素积极的氛围深深感染,他透过镜头捕捉到延安处处洋溢着的乐观与坚定。

      后来,其中一部135相机被拆散用于制作图片放大机,另一部135相机,也就是杜群老人捐赠的这部相机,承担了大量的拍摄工作。

      马似友是吴印咸的主要助手,参与了《延安与八路军》等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延安电影团后期,因这部135相机日渐陈旧,不再用于电影拍摄,其间曾作为摄影训练班的教具使用,由指导员马似友保管。

      1945年底,马似友和电影团出发赴东北新区,妻子杜群同行并参与到日常工作中。1946年6月,他们的女儿马临清出生。然而,意外也随之降临。马似友一路操劳,身体虚弱,行至安东时染上斑疹伤寒,没几天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宣告不治。杜群失去心爱的丈夫,心力交瘁,忙于照顾刚刚出生的女儿,丈夫留下的东西全部由电影团的同志们帮忙匆匆收拾。

      到达长春之后,杜群离队到地方工作。待安定下来整理行李时,她才发现了这部135照相机,这也成为马似友留下的唯一遗物,亦成为她的精神寄托。由于当时电影团已行至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建立东北电影制片厂,联络困难,杜群只好将这部相机珍藏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女儿马临清出嫁时,杜群把这部135相机交给女儿,以安慰女儿的思父之情。马临清于2000年病逝,这部相机就由马临清的女儿张玲一直珍藏……

      这部普通的照相机经过三代人的珍藏、三代人的情感寄托、历经70余载的风风雨雨,见证了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变迁,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如今,它再次回到延安,向人们默默地讲述着延安电影人的初心,时刻牢记我党电影和摄影事业的光辉历程。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3日 06版)

  • 见证会师联欢会的明代文庙大供桌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宋喜群 王冰雅

      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内,有一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明代文庙大供桌。这张供桌高90厘米,长294厘米,宽94厘米。它见证了红军举行会宁会师联欢大会的热烈情景。

    明代文庙大供桌

      1936年10月10日傍晚,节日的氛围笼罩着会宁县城。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和一、四方面军在会宁县城文庙大成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三军会师联欢会。

      大成殿里用门板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摆放着这张大供桌,会场四周贴着“热烈庆祝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

      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陈赓等红军将领。红一、四方面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和各部队代表近200人在主席台前席地而坐,殿外还有数千名红军战士和群众参加了大会。

      联欢会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朱德总司令在这张供桌前宣读了《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全军庄严宣告:“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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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2日 05版)

  • 抗战胜利的指路明灯——《论持久战》的出版故事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撰写了《论持久战》,以卓越的洞察力,科学地预见和规划了中日战争的结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延安解放社版《论持久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不久,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以《论持久战》为题发表了演讲,受到干部、战士们的热烈欢迎。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43、44期合刊全文刊载了《论持久战》。为了让全国军民学习了解持久战这一战略,中共中央决定出版发行《论持久战》一书。如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珍藏了多个版本的《论持久战》。

      最早单行本——延安解放社版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该版浅黄色封面,封面竖向题名“论持久战”,封面左下方署“毛泽东”。扉页有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此版 《论持久战》是最早的单行本,非常珍贵。

      新华日报馆武汉版、重庆版

      1938年7月25日,新华日报馆在武汉出版了《论持久战》单行本,书名由毛泽东题签。武汉版《论持久战》的面世距离延安解放社版仅20多天,出版速度非常之快。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馆迁往重庆,于1939年出版了《论持久战》订正版。两版印数巨大,印刷精美,在国统区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上海孤岛版

      上海租界沦陷后,华商报刊受到迫害和排斥。中共江苏省委文化界运动委员会(文委)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于1938年1月21日以英商名义出版《每日译报》,宣传和介绍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1938年8月23日起《每日译报》连续登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引起租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9月4日,每日译报社又出版了单行本,深受租界民众欢迎。

      秘密出版的英文版

      1938年10月,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在Candid Comment(《自由谭》英文版)上公开连载《论持久战》英文译文,并秘密出版了英文版《论持久战》,引起了世界上热爱和平人士的高度关注。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军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抗战胜利的指路明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陈亮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2日 06版)

  • 被遗失的红军党员登记表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宋喜群 王冰雅

      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内,存有一张党员登记表。这张登记表长21厘米,宽21厘米,记录的是一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的个人情况。

      队别:通讯连

      姓名:李道存

      年龄:十九岁

      籍贯:住黄安县

      家庭经济状况:五人吃饭,自田没有,自地四升,佃田四斗,自屋一间半,欠债一百廿串

      文化程度:能看文件写信

      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九三〇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

      现任何项工作?当书记

      何时何地入党何人介绍?一九三〇年在本村入团,去年转党,徐宏先介绍

      负过伤没有?没有

      受过何种教育?经过短期训练班

      党内担任什么工作?组长

      犯过错及处罚否?没有

    红军党员登记表。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时,这张党员登记表被遗失在周大勇家。红军撤离会宁后,周大勇的母亲整理家务时捡到了这张登记表,将它剪成枕头样式珍藏在枕套内。

      1996年,纪念红军会宁会师60周年大庆时,周大勇将这张党员登记表捐赠给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2000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一级革命文物。

      凝视这份党员登记表,不禁让人遥想,在那个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这位年仅19岁的红军战士后来去向何方?是否平安避过敌人的枪炮,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2日 05版)

  • “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遵义会议会址是如何认定的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吕慎

      我们今天看到的遵义会议会址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定的,其中还经历了一番周折。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遵义会议研究著名专家费侃如介绍,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举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知道确切的会议地点。新中国成立后,遵义地委根据一些当年的红军干部和群众代表的回忆,初步判定老城杨柳街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并挂出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

    遵义会议会址。光明日报记者 吕慎供图

      1954年1月,遵义地委接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地委当即将驻在公馆内的机关搬迁,把坐落在老城子尹路的原柏公馆及周围环境保护起来,并把公馆各部建筑和周围环境拍成照片,绘制详图,报请上级进一步鉴定。

      1954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同时指明“天主堂”曾为红军总政治部驻地。

      会址确定了,可会议具体是在哪一间房子召开的呢?据红军离开遵义后首先进入公馆的一位柏家亲戚说,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即马克思像);1957年3月6日,杨尚昆回忆证实:“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主楼楼上东走道原房主的小客厅,即为遵义会议会议室。

      1958年11月3日,遵义会议参加者邓小平、杨尚昆再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走进会议室时,邓小平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进一步证实会议室的位置准确无误。

      1959年10月1日,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5年会址全面修复工程竣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1日 05版)